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没有榜样

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人类出现社会、建立制度之后永恒的话题。一个制度为适应时代需求应运而生之后，随即将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从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纵观人类历史，中外皆然。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有言：“正如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再不能穿儿时的衣服一样，那么我们国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也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但各个朝代都吸取前代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不同程度的体制改革。以权力的传承为例。清朝就以“传贤”取代了历代的“传长子”――这也是为什么清朝是英主辈出的时代。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自英国诞生之后，其政改主要体现在投票权的逐步扩大，直至实现全民普选。政改，对于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可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特殊时期，而且恰又处于矛盾高发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再加上人类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国家转轨、转型同时进行的先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也是为什么政改依然是全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应该说中国社会对是否进行政改是有共识的，但分歧在于政改的方向。一派主张继续坚持和完善经过三十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一派主张以西方为榜样。

　　从历史和现实环境来看，以西方为师的主张正日益受到质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华民国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更与整个西方持续陷入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有关。但综合来说，西方的制度之所以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政改方向，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的政改必须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沟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这方面中国有过相当惨重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植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失败的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而一旦社会出现多个政治中心，必是国家分裂、大乱和民不聊生之时。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意识。所以中国未来的政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个政治传统。中国能够引入选举、建立国会，也可以实行集体领导包括党内民主，但前提是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这就是中国政改的出发点、关键和核心。

　　而西方文明从诞生初期就存在着皇权和教权的二元博弈，并最终产生其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度。

　　第二，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200年来经历了五次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20年就出现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10年就发生150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它们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七十多年，但国家至今仍处于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的状态下。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不仅如此，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德国透明国际腐败排名：印尼110位、菲律宾134位。中国是72位），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显然，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作为政改的方向，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实现的，而在今天一年的进步相当于过去10年的进步的情况下，这样转型的后果则是中国远远地被世界抛于身后。

　　第三，从现实看，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的时候，实行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的挑战。前者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后者则有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英国对爱尔兰共和军、法国对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除加拿大一直是和平对抗的方式外，其他各个国家都是依靠武力维持国家统一。

　　中国基本上是到了20世纪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还是上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客观来说，“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各民族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独、藏独和台独势力的原因。这也同样是为什么疆独、藏独和台独势力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原因。

　　第四，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英国从出现政党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旦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所需的代价也极为高昂。

　　此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权、责、利清晰的法治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各个层面都已经结成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也就是今天俗称的利益集团。打破这种网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权力。但假设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个层面的利益集团利用所控制的资源，将任何能够挑战它们的力量通过选票排斥在外，并通过选票将它们的利益合法化。而最高政治权力为获得选票，同样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最高政治权力不但不能如同过去制约各种利益集团反而需要向他们俯首。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公正将更加远离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地区实行民主后，许多黑社会头目成为议员，在议会大声斥责当地的警官，出现黑道治理现象，最极端的事件则属屏东县议长郑太吉为赌场利益率众持枪杀人，当时各大报纸虽然都进行了报导，却没有任何一份报纸提到有谁涉嫌，顶多就是写说政坛人士涉嫌。甚至还以屏东讯、本报讯开头，不敢写出记者名字，中国时报甚至还发防弹背心给写报道的记者。被认为最清廉的马英九，也需要为有黑社会背景的候选人站台。而连胜文就是因为为黑社会背景的候选人站台支持，而被卷入黑道冲突的一名黑社会分子所开枪误击。2012年还是台湾“立委”选举，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就有多人被判过刑。但“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受质疑后第一时间称这是“最好的名单”。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榜样的。中国可以借鉴，可以创新，但却不能模仿。正如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在100年前对世界和中国提出的忠告所说：“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